从我接受启蒙教育走进校园开始，小学、中学、师范，直到今天我工作的阵地，依然是校园，三十多年来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校园与我息息相关。

七十年代末期，我家住在察汗托海牧场一队，那里家家户户的房屋都是用石滚夯出的土墙。队长利用秋后的空闲，带领全队劳动力，在大队东边一块平阔的土地上，盖了几间土墙屋子，那就是最初的一队小学。学校刚建成，没有桌椅，没有黑板，队上的男女老少一起行动起来。捐木头，打土块。父辈们在教室里比划好，两头砌上土块的台柱，上面搭一块木板，这就是最原始的课桌。七岁那年，爸爸牵着我的手走进了这所小学，走进一年级教室，那教室真小，窗户也真小。仅有的几条长凳上已坐满了学生。往哪儿坐呢？我呆呆地站着，班主任张老师摇完铃走进教室，看看我，又看看教室里的其他同学，对爸爸说：“想想办法吧，总不能让孩子站着上课。”他和爸爸商量了一会儿，两人便忙活开了。他们先在地上量好距离，挖了两个深深的洞，栽进两根半粗的木桩，然后在木桩上钉上一块木板，一条最简易的长凳出现在我面前，就这样，我坐在这长凳上开始了人生的第一节课。那节课老师讲的什么我已记不清了，记得最清楚的是老师额前汗湿的头发和那条不能移动的长凳，在这条特殊的长凳上，我一坐就是三年。三年里，因为课桌没有抽屉，妈妈给我缝的布书包在桌下老是被踩脏，妈妈常给我洗书包，也常暗暗叹息：“什么时候，孩子才能坐上有抽屉的课桌呢？”

一九八三年的冬天，我随妈妈辗转回到外婆的家乡，在江苏扬州的一所实验小学读书。在那里，我看到了高大气派的教学楼，坐上了闪闪发亮的电镀椅子，电铃唤我上课，风琴伴我唱歌。种种先进的教学设施让我大开眼界。可在梦中，我依然神往裕民边陲那贫穷的土地，我常想起昔日的小伙伴，不知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走进这样的校园。

一九九一年的春天，我又回到了新疆，回到了察汗托海牧场中学，这时的校园依然没有围墙，但三间教室已是红砖白墙，光线明亮。桌椅虽然破旧，但已是有抽屉，能移动的正规课桌椅。转眼，秋天来临，由于学校经费紧张，买的煤很少很少。校领导决定全校师生一起上山打柴。山上的灌木丛密密层层，看着不粗的枝条却极有韧性。老师和男生用砍刀砍，女生便用手折，能碰到几棵枯死的树丛，便兴奋地欢呼雀跃。太阳落山了，我们每人背上都背着一大捆树枝，每个人的手上都划出了一道道血痕，火辣辣地疼。夕阳的余辉中，师生背上的柴捆跳跃着、移动着，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，那年冬天，天气格外冷，堆得像小山似的树枝迅速地减少，每天班里分到的一小桶煤和树枝很快化为灰烬，教室里依然冰凉。我常幻想，要是这一堆树枝能变成煤，那该多好！班主任常带着我们在操场上跑步驱寒，鼓励我们好好学习，将来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。

一九九五年九月，我从师范学校毕业，被分配到县第三小学工作。我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去学校报到的。走进校门，一队上体育课的学生从我眼前跑过，操场上腾起的尘土在阳光下飞扬。我看到学校的操场四周有三排红砖教室，西北角上有三间破旧的土屋，热心的学生告诉我，那就是老师的办公室，这就是学校最初留给我的印象。一九九九年的暑假，七月流火，学校领导和教职工协商，决定利用假期休息时间，自己动手打制水泥地坪。两千多平方米的水泥地坪，在终日与粉笔书本打交道的老师眼里，真是个巨大的工程。说干就干，顶着骄阳，带着干粮，坐着颠簸不停的小四轮，到东河坝去筛沙子，捡石头，全体教师，硬是靠自己的双手拉回了六百六十多立方的沙石。在这一群老师 ，有的年老体弱；有的家中有病重的老母亲需要照顾；有的身怀六甲，行动不便；有的家中有嗷嗷待哺的孩子。可他们都来了，义无反顾，责无旁贷。叶长华老师，虽说才四十多岁，可身体常年有病，常常听到她因严重咽炎引起的嘶哑的声音，常常看到她在医务室里一边打着点滴，一边批改作业。那年四月，她刚做过胆结石摘除手术，刀口愈合得很慢，医生嘱咐她不能过度劳累。可她硬撑着也来了，一手扶着刀口，一手麻利地捡着石头，豆大的汗珠顺着她清瘦的脸颊往下滚落，大家看着不忍心，都劝她回去休息，别再来了，几个年轻老师主动要求分担她的任务，可第二天一大早，叶老师又来了，身后还跟着刚上初一的儿子，那一刻，我的眼眶发热，很多老师也悄悄背转了身子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二十五年。二十多年来，党和国家的援疆政策，对西部边陲的大力扶持，让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二十多年来，我亲眼目睹了学校的巨大的变化，也亲身体验了创业的艰辛和甘甜。今天，我们的校园里，一座座教学楼拔地而起，各种功能教室应有尽有，今天的孩子坐在光线明亮的教室里，学习英语，操作计算机； 他们在实验室里观察，在塑胶操场上奔跑。我儿时的梦幻已经成为现实，西部边陲正用最快的步伐赶上时代的潮流。

每当我站在校园里，看学生们认真静心地学习，伫立在街头，看人来人往、日升日落，就能感受到时光缓缓流逝的和谐与安详，心中升腾起对祖国的无限感恩和美好祝福。